“说到上海今年之热，真是厉害，晴而无雨，已有半月以上，每日虽房内也总有九十一二至九十五六度（注：即35至36℃），半夜以后，亦不过八十七八度，大人睡不着，邻近的小孩，也整夜的叫……大家都在希望下雨，然直至此刻，天上仍无片云也。”

1934年7月12日，鲁迅在致母亲的信中这样描述上海的酷暑。

翻开气象史料，1934年夏天上海的高温的确是历史上罕见的。当年徐家汇气象站高于35℃的天数达到了55天，为1873年建站以来的最高值；突破37℃的有34天，远远超出了其他年份酷暑的天数，为截至当时上海气象史上的最高值。当年7月12日，更是出现有气象记录以来历史最高气温40.2℃。

鲁迅在另一篇文章里再次记述了1934年的炎热：“听说今年上海的热，是六十年来所未有的。白天出去混饭，晚上低头回家，屋子里还是热，并且加上蚊子。这时候，只有门外是天堂。因为海边的缘故罢，总有些风，用不着挥扇。”不写作的时候，鲁迅可以享受风凉，但又会因贪凉而生病，7月27日他在给朋友的信中提及：“前日因在大风中睡了一觉，遂发大热，不能久坐，一时恐难即愈。”

进入六月，上海的天气就已大热，七八月份更是骄阳似火，苦夏难熬，鲁迅虽足不出户也难免汗流浃背，还要遭受蚊子的袭扰和痱子的折磨。

夏日多虫，“蚊虫大咬，不能安坐”。鲁迅认为，在臭名昭著的“夏三虫”——苍蝇、蚊子、跳蚤中，蚊子最为可恶，它在吸血之前，还要哼哼地发一通议论。白天热得人喘不过气来，好不容易等到晚间凉爽些，蚊子们又出来举行盛宴，这让鲁迅深受其害却无可奈何。

除了蚊子，还有痱子，层出不穷，令人奇痒难忍。久而久之，鲁迅对痱子药水的品牌、价格、用量，以及哪家药店有售，均了如指掌，并将这些经验介绍给别人。鲁迅也明知药效仅能缓解一时之痒，但如不用药，只会变本加厉。他还苦中作乐，自我解嘲，说幸好自己个子小，若是遇上高大魁梧之人，一定挺费药水的。

“上海大热，我仍甚忙，终日为别人打杂，近来连眼睛也有些坏了。”鲁迅为此婉拒了不少稿约，却仍难得清闲。就算是最热的1934年7月12日那天，鲁迅也没闲着。他在日记中记载：“晨至下午校读《其三人》译本。”此外还写了两封回信。

为了对抗炎热，鲁迅特地花了42元买了一台电风扇，可是他在写作时却无法享用，“因为会把纸张吹动，弄得不能写字，所以我译书的时候，如果有风，还得关起窗户来，这怎能不生痱子。”

由此可见，鲁迅的炎夏之苦，不仅因为蚊子和痱子，更重要的是源于稿子。如果他能无忧无虑，静心纳凉，或坐于电扇旁，或钻进蚊帐中，而不是闷在屋里伏案疾书，那么蚊子、痱子的困扰自可避免或缓解，他的夏天也不至于过得那么苦。然而，生活的压力，作家的责任，迫使鲁迅将这份闲适抛掷一旁，“此乃靠笔墨为生者必然之情形，亦无法可想。”

当然，鲁迅也使尽浑身解数，来消解暑气的侵袭。鲁迅的招数很多，乘凉兜风、洗澡、喝啤酒、吃冷饮、吃杨梅等。杨梅，还有杨梅泡制的烧酒，均具消暑解闷的功效。绍兴民间盛夏时节惯于喝杨梅烧酒。其制法极其简单。挑上等杨梅浸泡于白酒之中，加入冰糖尤佳。封盖静置半月即可饮用。鲁迅定居上海后，每逢夏天，家里都少不了来自故乡的杨梅和杨梅烧。

吃冰饮，在那时算是中产阶级最时髦的消夏方式。当年上海冰饮室几乎遍地开花，福州路和北四川路一带尤为集中。鲁迅喜欢在夜凉时分，和家人、朋友一道去享受那种冰冷的感觉。

鲁迅对南方特别是上海的天气一直不太喜欢，夏天生活在上海，还会“因天气及卫生条件不好，常不免小病，如伤风及肚泻之类”，有时更有霍乱等疾病流行，但鲁迅的性格非常乐观，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不过都不要紧，几天就好了。”而且等到天凉，问题就自然而然地解决了。

八十多年前的夏日，早已散尽了它的余热，而每当我捧读鲁迅在那些挥汗的日子里、在饕蚊的围攻下著译的文字，依然满怀敬意，对他在黑暗年代艰难生活中始终坚强的那一颗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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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作者：成 健

编辑：廖且为、张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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