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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想到这时我所面对的问题，我不得不承认，我在海军军官学校读书时，我所学到的关于应付海盗的事，实在很少。

海军官校并未教我任何有关女海盗的知识，尤属疏忽。

因此，我写信给华盛顿的杰夫麦兹尔，请他给我一点此项资料。

杰夫接到我的请托，发现在华府方面并无任何有关与女海盗合作的资料，可能感到有点烦恼。

同时，他也有点踌躇，不敢把他的公事递呈上去，因为当时有一个称做「泰莱与海盗」的连环图想出了许多作战行动，与当时中美合作所实际注意到的情形，显得特别的相似。

这种偶然的巧合，却是那样的显著，不久有些杰夫的上峰，终于率直的问他，是否是他把中美合作所的资料，「泄漏」了给「泰莱与海盗」的漫画作家密尔顿·康尼夫。

他们对他说，如果真的是他泄漏的话，那可不是开玩笑的事！

杰夫的确还因此写了封信给康尼夫，请他把女海盗的故事，暂时的冲淡一些，特别是关于她在中国作战活动的情形。

总之，日军参谋本部可能也会读到我们的趣味性的报纸的。

在东峰，我们这位海盗客人又耐心的等了两天，他的对立帮会派出的代表，才如约赶到。

这两位新到的海盗代表，全身渔民打扮，穿一条束紧裤管，像灯笼一般鼓起的黑布裤子，两边下摆开叉的短袄。

两名海盗

他们所代表的一帮在海面上的活动，虽然要比张桂芳的一帮活跃得多，然而他们却是把他们的头子称做「将军」的！——张逸舟将军。

据我们现在知道，这个海盗头子也是拿日本人钱的。

他们对他非常看重，还派给了他一个日本海军大佐，两个陆军高级军官，在他的「参谋部」工作。

他们派在那边，无疑是负有监视的使命，因为他们虽然给了他钱，但对他是否真能死心踏地，还是很可猜疑的。

不过，他们认为他是很有用处的，因为有大批海盗水手都是效忠他的，因此，他们让他在沿海一带，可以随便自由活动，甚至在他们监视之下，进行活动。

他们显然并不知道，他们正有许多事情是没法看到的。

据我所知，张逸舟过去便曾帮过戴将军的忙。

一年多前，他曾把他部下从一条给美国潜艇击沉的日本油轮上捞起的两千桶汽油，供应我们这边。

这时据他的两位代表报告说，他们另外又有七百桶汽油可以交货。

他们似乎已经吃定了日本人的最后失败，也许正因有了这个念头，这时他们便心甘情愿的宣布了他们拥戴国民政府。

我们与这些海盗举行的会议不仅是秘密的，而且也是很正式，很讲究的。

戴将军在介绍我的时候，他用了我的正式头衔。

他当然是讲的中国话，但我还第一次听到他把我称作「海军准将」。

两帮海盗提出的建议，完全相同——建议由他们把在他们那边工作的日本人扣起来，同时占领在他们各自地区内日军所占的岛屿和灯塔。

他们所希望得到的报酬是答应他们，在战争结束之后，有一小块土地可以安顿下来，有一份与灯塔有关的小工作，把他们的名字列入忠顺的国民，列入政府纳税人的名单。

这纯粹是中国家庭的传统教训——赶早缴税，消灾解祸。

我们说服了我们的海盗朋友，在现在这个时候公开撇开他们的日本主子，时机还没成熟。

他们最好再略为等待一些时候，仍旧假装着同情日本人。

同时，我们设立一些训练班，来训练他们的低级军官和小兵，给他们的人员和船只供应枪炮，另外专门训练一批人，在真正用的时候可以派到我们这边来。

我们特别要求一些能听懂日本话和讲日本话的帆船船主，与我们所计划建立的海岸监视站密切合作。

像这样的一批人，经过正当的训练和组织，就可组成一个非常有用的流动间谍环，注视着沿海一带的许多活动，提出报告。

在张桂芳方面，我们的计划包括主持上海以北海面的气象船，我们在那边的气象资料，这时正空着一个缺口。

我们也希望布放一些「两联」浮雷，让它们自己裹在通往上海一些河道中的日本船上。

那是一种很特殊的作业，因为通常的浮雷常会错过这种船只，漂出海去，反而为我们自己的潜艇增添危险。

还有一件极为重要的工作是，我们希望他的便衣人员和女传信使，帮助那些关在上海牢里，而是我们所希望加以营救，或是花钱「买回」的人逃出监牢。

戴将军的蓝衣社人员对于如此一种营救工作都很擅长，在战争结束后，有一位蓝衣社人员曾告诉我他们是如何进行工作的。

「那个日本民政长官野口，非常帮忙，」据他解释说，「不知道他自己是不是知道。他有一个中国太太，她随时会给我们传来消息说，在上海有一个陌生人给抓住了，关进了牢。如果我们在八个小时或是十个小时内得到这个消息，我们通常都是可以用钱把他买出来的，可是如果他在那边留得太久，关于他的公事堆得太多了，他就可能永远留在那边了。

「在上海，」他继续说下去，「美国战略处的人常常会轧手轧脚的缠夹在一起，或者至少据他们说他们是战略处的人。我们曾用去了一大笔钱把他们救出来。最糟的是，有一次，我看到一个日本人老是望着我。我想他是在跟踪我，抄下了我的号码了。但结果他却是美国战略处的一个有一部分印第安人血统的『二世』（注：第二代的日裔美人）。把他派来做这工作，真是愚不可及的事，日本人对于他们日本人自己的情形，比谁都清楚。后来他给抓去枪毙掉。」

我知道在上海常有用钱把俘虏「买」回来的事。

我常问到这件事情，虽然我从没收到过一份账单。

戴将军总是避开这个问题说，我们会让日本人付出这笔钱的。

后来才知道，当时所用的钱，原来都是偷带进去的假钞票。

两帮海盗都答应，他们将竭尽全力，尽快的营救给日军击落的飞行员，使他们不致落到日本人手里。

后来证明他们的工作很成功，前前后后整个的说，他们的确曾救出了一百多人，送回到我们这边。

其中有一个新闻记者唐·贝尔，还曾写了一篇报导，讲到一些「渔人」救他的故事。

在我们的会议将近结束时，张逸舟的两位代表对我们说，他们这次旅行回去，在沿海一带就不会再有什么用处了——日本人会对他们发生怀疑的。

不过，他们同意留在福州，跟我们用无线电连络，还告诉我们说，在两个月之内就可有两百个在他们部下最优秀的人，实行「起义」，前来东峰，派在我们准备即将建立的第七营地受训。

同时，我们也已开始计划在更北地方，另外再建立一个营地——第八营地——供以后派来的人受训。

这些海盗代表把他们的船只情形，给了我们一些详细的报告。

在过去一年里，十四航空队曾炸沉了两艘，另外炸伤了两条，因此，他们请我们通知我们的飞行员，这些海盗的帆船都是属于友军的。

我们想不出能有一种辨识的信号制度，因为这种船只都没有无线电设备，而所有的帆船，看去都是大同小异的。

不过我们指定了某几处港口的海湾，作为这些帆船停泊的地方，让我们的人可以知道这些海湾都是「友境」，不再加以轰炸。

在讨论到未来海盗军的军服时，我们知道他们不希望称做「军人」，他们宁愿穿他们自己的服装。

不过，他们愿意考虑我们的意见，同意他们的人在营地受训时，一律都穿军服。

当这个协议所有一切细节，都告解决，双方都认为满意后，那些海盗代表便站起身来，发出一个信号。

立刻就有一个他们带来的随从，送进一钵子大蒜水，几个代表便严肃地把钵子里的水泼在我们四周。

戴将军一点也没有吃惊的样子。

这个仪式完毕后，我才知道，这是海盗方面的一种正当手续，用意是在保护我们的友谊，不致受到外面人的破坏。

最后，我们的几位客人鞠着躬，两手交叉，抱住臂弯，同声说出他们的最后信誓。

「在我们之间，不见枪弹，」他们说。

在他们离开东峰之前，每一海盗代表送给了我一小块雕刻的象牙。

张逸舟送我的是一幅雕刻精级的中国式小花园图，张桂芳的礼物是一颗小型的象牙白菜，上面还有一条雕刻的小毛虫。

我希望这一件现实的东西，不致证明是具有太大的意义。

在我们离开东峰之前，村上的人告诉了我们一个关于当地一条住在地下的龙的故事。

据他们说，在以前每次有一条雌龙碰巧在附近地方经过，他们的龙便会高兴得忘乎所以，大拍其尾巴来，结果使他们这个山谷时常发生起激烈的地震。

后来他们在龙的头顶上造了一座宝塔，另外在龙尾顶上造一座。

因为有了这两座宝塔压住，现在它就非常安静了。

不过，他们对我们说，我们在他们的山上实习爆破时，必须特别小心，不要惊动了它。

我们带点同情地认真的听着。

总之，我们已计划在附近沿海地方有一条我们自己的龙——一条必须能自由行动的龙。

第一营地是龙头。

它的心是我们不久即将在附近开设的一座医院。

我们的情报网和我们正在计划建立的许多海岸气象站，便是它的眼睛和耳朵。

它的身体是我们所即将建立的三座新的营地。

这些营地所训练的海盗和游击队，便是它的爪子。

那就是我们的计划，我们虽然知道这个工作非常繁重，但我们很有信心。

在五月三十日那天，我們每人喝了一大杯暖和的白馬牌威士忌酒，便跨上了一条舢板。